泓霖：水墨画家伏弘专访——君子若兰 “道”行天下

2014-10-20 14:55 来源：未知点击：次

　初见伏弘，于保利大厦之厅。遥观一长发及肩之男子款步而来。挥手，确认彼此之身份，知其为今日目的之所在。

　　虽是初见，却又似曾相识。伏君温和如煦之笑容，携儒雅之气仰面而来。其貌虽观之平凡，盛名实则早已远播千里。细详其人，见一饱经风霜之面容，其服饰简约之至，其步履稳健中正，其眉间蕴以云淡风轻，其谈吐频现亭兰之风。

　　行至一茶馆落座，攀谈几许，甚是意气相投，话匣由此而开。　　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惑获之年

　　提及心路之历程，伏弘眉头紧锁，遐思万千，“吾学艺书法二十年有余，全拜吾姐初时之鼓舞。吾姐之言至今余音绕耳，不敢忘却，乃才有后之斐然成绩。”

　　原来，伏弘幼时便已钟情于书法，喜挥洒笔墨时之空灵感。偶然一日，伏弘趴于桌上习字，其姐路过而观之，甚奇，“予之字，尚可。勤以习之，甚好。可否成书法之大家乎，吾观而待之。”

　　此甚简之言，长存于伏弘心间。伏弘与之书法，甚爱，甚勤。风光几载，流云变换。伏弘之书法卓有成效，于十里八村皆小有名气。逢年时节，自家及邻家之春联皆由其所书。此间，伏弘亦频频拜会本村博学之先辈，善学，善悟，终成其才。

　　而后，伏弘入伍为兵。此前线之从戎岁月，为伏弘心智之磨砺予以不可替代之效。战火纷飞间，命悬一线。生死无常，朝夕间亦可见。伏弘曰：“观生死，阅离合，信步而来。不入其中焉知其味?固生亦何惘，死亦何惧哉?”伏弘后之发奋好学，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，此德之塑，此性之显，皆因于此。

　　闲暇之余，伏弘亦坚持习艺书法，愉情怡心。虽环境恶劣如常，虽无良师引导观之，亦自学而循循见长。“彼时，《书法报》初创不久，吾全观之而不漏其一。间或，因战事调动而无法收阅，亦于战事稳定之时，书信其报社，使其将残缺之页补寄而观之。此间之报纸吾至今尚存，乃吾之从戎岁月之见证。”伏弘眼角泛光，似落羽之苍鹰，虽痛却固执如昔，执意于一览众山，翱翔九天之上。

　　为打开艺术之门，一窥传统文化之精髓，伏弘青年时曾发奋读书，依次读完马克思之《资本论》及诸多涉及西学之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美学、文学等经典，由雪莱、拜伦之诗歌到歌德之《浮士德》;由黑格尔之美学到弗洛伊德之心理学。伏弘对文化之汲取，横跨中西，纵跨古今。

　　随着对西方文化之研究深入，伏弘隐觉不妥。西方文化中并无其对自性追求之终极所在。思量几许，伏弘复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。

　　从《易经》至老、庄、孔、孟思想之主流，从“百花齐放”到“百家争鸣”;从屈原之离骚到唐宋之诗词，从阳明之学到鲁迅批判之哲学。伏弘逐一而阅，尤重“心性”之见，渐有所感，渐有所悟。文化为几，他已清明无碍，传统为何，他已了然于心。“中国画是哲学的，中国画是境界的”，回首过往，伏弘顿觉其学，是以，明心见性。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东西之学

　　伏弘读书之时，亦未遗忘绘画，其大量欣赏古今之名画，求教于海内外之名家，深入书法其中，临古今之名帖，研宾虹之笔墨，尤重其内涵。何方画作蕴有高深之见，何方画作徒有其形，随观之愈多，体悟亦与日俱深，终了然于胸，一切尽在把握。

　　谈及中西绘画之区别，伏弘思现今之人皆未明中国画之内涵所在，“吾等常谈之艺术无外乎点、线、面之构成，中国书法经几千年延续、发展、锤炼，早已具备传统与当代之审美素养，即点、线、面之审美内涵。中国绘画于点、线、面运用之最高真谛皆在书法其中，黄宾虹曾曰‘诀在书中’，此书便指书法。怎奈中国当下画家于书法之研究皆少之又少，更无论刻苦习之者。固当下书者、画者于绘画中常遇点、线、面转换之惑，进而难以为继，不能将中国文化之韵律流露于形。”

　　梁漱溟曾书：“西洋文艺界有所谓写实主义，印象主义者，有如西画力求毕肖实物实景之类;而中国人反之，以为作画不在摹拟外界对象求其形似，却能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内在的精神或意趣，故尔盛行写意一派而轻视“画匠”。此其趣尚不十分明显。除在末流上彼此各有所短之外，较核论之，西洋未免浅薄却踏实，中国画可能入于高深却显空疏。其分别正在前者从乎“身”而后者则向往乎“心”。如此观之，从身出发之文、艺皆向乎于心(这里的“心”是指中国文化内学体悟之心，是西方人心向往之的境界)，从心出发之文、艺皆向乎于身(包括本身和身外)。”

　　伏弘曰：“东西文化之诸多冲突皆在其出发点之不同。西学重科学，其观点为世间万物皆对立存在，需物竞天择，方能适者生存;东学重天人合一，谓世间万物皆互为依赖、互为依存，吾等需尊重自然，亲近自然，方达天人合一。陈传席老师亦有西方思想主‘克物’，东方思想住‘克己’之观点。可见，中西文化观念之差异在于其关注点之差异。

　　二、三十年代，梁漱溟便曾预言：人类文明之去向第一期在西方;第二期中国;第三期在古印度。中国文化之博大、深邃、神秘与此得到吻合是必然。此观点引起吾等诸多思考，东西诸多智者亦感‘西方病了’，固复研究东方文化。怎奈外国人难以欣赏中国传统之文化，更无论中国画。中国画所包涵文、史、哲之博大精深，无良好汉学基础者无法予以恰当注解。外国人如是，中国人亦复如是。而观之当今学习中国画之大学生，进校前后基础科目皆为素描、色彩，此乃西洋画之体系。呜呼，吾等大学生许久之所饮原为“进口奶粉”乎?然母乳何在?固吾国之诸多美术生谈及外国绘画大师皆如数家珍，而谈及吾国古代之先贤及其画风皆哑口无言，吾国之绘画教育何其悲哉?

　　吾国之年轻人恒以为传统文化乃保守、封建、不知变通之学。其实并非如此，中国传统文化乃为鲜活而极具生命力之文化，其蕴含之哲理、知识结构乃是生生不息，只怪吾等误读而已。文化必为文明兴起之源，人类诞生至今亦沉淀厚重之文化底蕴。文化其本身无对错，而在其研究方式、方向是否正确。文化本身亦无过时之说，而在其解读和应用的方式如何。吾等仍需学以致用之余更予以活学活用。

　　然，仍需肯定西学之所长。但科学之发达并非文化之发达，更无论其文化是否有以内涵。若众人想修‘心’，吾依然提倡回归于中国文化。事实，政治、经济、战争、人力输出皆为文化之较量，是吾等观不见之较量。”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复性之观

　　伏弘认为研究中国文化最终仍需归结到“心”。他认为做任何事情，“发心”很重要。因为对于一切事情是非黑白之观感皆由内心所定。“是”与“非”不在其物、不在其事，而在其内心深处之“发心”点。 “古人常说‘即物见心’，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将‘发心点’过于关注在事物之上，如若如此本身便已落入下乘。‘心’被物所‘缚’，‘心’被物所‘累’。紫柏大师曾言‘人在心中不知心，鱼在水中不知水’。现今诸多人之所以患有抑郁症、精神分裂等病症，皆因其内心失衡。此类人群不知‘水’之存在，更不明如何控制内心之所向，固易生是非，继而因繁重之生活压力而染上抑郁等疾。”

　　伏弘奉扬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方能得道”之言。他认为世人初生皆不是“圣人”，皆需不断学习，在其过程中学得辨别是非之能。伏弘十分推崇曾国藩晚年所作之《求阙斋日记》，此被后人誉为“完美”之大师，晚年仍孜孜不倦寻自身之不足，每日必省，力求通达圆满之境。“不似当今之人，稍有成绩便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不自省，不自知，不自恃。殊不知离“大道”依然尚远!”伏弘如是说。

　　伏弘认为，为人处世之圆满境界是为“圣人”，而“圣人”之境又分三重。其一，立德。即此人之德需高、心性需坚;其二，立功。此人需成就不世之功业，方能拓展其影响力，进而感化他人;其三，立言。立言之基础乃为足够之威信，固需上述两点为依托。俱往矣，数古今之圣贤，皆是如此。

　　“当今世人皆谓‘出世’，以为不在社会生活，便能远离喧嚣，赢得内心之平静。殊不知此乃尔等一厢情愿之念想。”伏弘强调 “入世”非常重要，他认为只有先“入世”了方能“出世”。

　　伏弘由衷赞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，“中国文化中既有儒家‘立业’入世之道，又有道家‘无为’中庸之道，更有佛家‘色空’出世之道。闻古今之名僧、名士，皆为博古通今之辈，学有所福而不固守其门，更不斥异家之说。俨然万法归一，融会贯通之状。因而其人皆能学以致用，融会贯通，成通达无碍之境，是以配之以‘高’于其名也。”

　　伏弘接触画家诸多，闲暇之余亦感叹当今所谓画家于文化内涵之缺失。“读书修养对艺术创作之作用何其之重?然此等浮躁之世道，大多画家难以做到。此也是当今诸多作品单调、直白、空泛等问题之所在，皆因其无文化自觉。吾个人之见以为，多画乃是技巧上之熟练，难以产生足够多之内涵，技巧为表达思想之工具。读书少之人，所作作品亦只能在形而下之层面重复。多读书，其眼界和构建就愈高。当下青年画家者文化积淀不够有其客观原因，他们需解决生存之根本，固无大量时间读书，固他们内在之修为、定性亦很差，在西方文化之剧烈冲击下，他们渐或迷失自身之文化取向，附庸于俗套与跟风之流。”

　　伏弘曰：“随当今世界文化融合之所向，世界之目光亦更多转向中国之文化。吾创建《复性艺术》之初衷，亦是本着为中国传统文化及书画艺术之复兴尽绵薄之力。欲复兴需先复性(性在古代指的是本体的意思)，在‘性’上定格调，在‘性’上修境界。如无‘性’，何谈‘兴’?必是‘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’。”

　　伏弘认为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分为“知”与“行”两个层面。中国研究国学之学者和艺术家，大多只停留在“知”之层面，即仅仅了解这些知识结构。而真正研究国学需有大量时间体悟，更需诸般践履。明代著名“心”学大家王阳明先生曾提倡“知行合一”。中国之学者和艺术家在“知”之方面，有一定研究成果，但他们对于生活中“行”之感悟尚且不够。

　　在研究传统文化与艺术创作上，伏弘坚持“知行合一”之态度，他喜好带着问题去做事，做任何事情前，他都会在思想上进行充足之准备，而后予以实践。　　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收藏之见

　　谈及收藏，伏弘表示自身之收藏作品更多考究作者之思想与内涵。他认为作者本身对于中国文化理解层次之高低，将决定此作品文化承载量之多寡，而艺术品之最大价值，本为对于彼时文化之记录和反映。

　　谈及当代画家中最为推崇之人，伏弘曰：“当代中国艺术领域，称‘家’者寥寥无几，大多乃为 ‘匠’。吾最推崇中国人民大学之教授——陈传席，吾以为其跟当代诸多艺术从业者于思想上有不可逾越之鸿沟。虽其画并非最贵，其流通并非最广，究其原因乃为当下之人文化素养浅薄，无与之相应思想高度，固不能理解其画中之‘美’。陈老本身亦读书良多，涉猎之内容囊括古今中外。最可贵之处在于其对艺术孜孜不倦之探索精神，创作中常常破旧立新，予人眼前一亮，大有‘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’之感。固吾以为，市场流通广之作品并非堪与收藏之作品。”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关于艺术品收藏价值之体现，伏弘予以三点：

　　1.文化含量多寡决定收藏价值。画家是否本身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重要，能否把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演绎、转化到作品中亦是非常重要。文化含量的多寡决定收藏价值。当然这也要求观赏者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否则，画者画不出或者观者看不懂，都无法体现这件作品的价值所在。

　　2.艺术比较增长画家价值。通过研究美术史，关注这些大师的作品，将自身作品与之比较，寻找与大师的差距所在，进而提升自我，提高所作作品的价值。

　　3.社会流通决定作品价值。如果一个画家的作品只存在于画室中，不受社会的关注，没有流通性的话，是永远也无法体现其价值的。现阶段的人们过于回避“价值”的问题。

　　伏弘认为中国当下艺术市场仍混乱无序，收藏者需据自身心性修为之高低予以收藏。因收藏者之境界不同，选择之藏品亦有不同。艺术品中仿造品良多，世人对于“辨别真假”之能力尚弱。“现今艺术市场与收藏市场皆混乱无序，电视台、报纸等诸多媒体急功近利，对非高雅之至之作品予以魔鬼式炒作，终至整个市场之浮躁与趋利。”

　　伏弘常言，画家予自身之作品需合理定位，此参照画作本身文化含量之多寡与作者投注心血之多寡为准，画者切忌刻意“扩大”与“贬低”自身价值，胡乱定位。若不自知，初时予消费者伤害，但随消费者审美之提高，他亦不会继续关注此等“虚伪”之人所作之品，固画者终将承受因“普遍不认可”所带来之反作用力。

　　害人者终将害己。自欺与虚伪，终不长远。“真”画者仍需“真诚”待人，于人于己皆负责到底，如此方为上上之道。

　　造福于人方能造福于己。　　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对话：国之学决定境之潜

　　泓霖：怎么看待近几年有人提出的“艺术科学化研究”的观点?

　　伏弘：我感觉艺术本身和科学有很大区别。中国的艺术需要体味，科学的标准无法很好的去量化东方的艺术。这个观点的提出很有意味，但是真正实践起来，寻找到一个方法是很难的。

　　艺术的思维方式偏向于感性，科学的思维方式偏向于理性。我们研究很多大家的作品，理性的分析，到后期把这些东西融合成自己的思想中，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一个临界点，也就是所谓“灵感乍然闪过的那一瞬间”，将心中所沉积的对于艺术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。艺术创作时需要激情的，如果纯粹理性的去画画，那样的作品定然是索然无味的。所以，我感觉科学无法量化艺术，尤其是东方艺术。因为灵感的发生是具有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。如同牛顿头上砸落的那个苹果。

　　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需要我们的艺术家有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思考。探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出路。

　　伏弘作品

　　泓霖：为什么中国画的题材大都是山水、花鸟、人物为主?

　　伏弘：中国很多艺术家绘画的题材都是山水、花鸟和人物，其中人物又以高僧、高士为主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接收到各种“田园”、“隐士”思想的熏陶。儒、释、道三家文化都主张自修。其中道家提倡“清静无为”，佛家提倡“四大皆空”，这都是一种“出世”的思想。艺术家之所以内心倾向于“出世”，想过简单的田园生活，是因为他们觉得现代文明对国人内心的冲击太大，他们无法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去创作。中国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好多国人的内心还是受到农业社会那种“男耕女织，自给自足”的影响颇多。例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之所以流传千古，也是客观反映了中国人自古至今的内心所在。中国一直提倡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的思想，提倡先尊重别人，再介入别人的主张，而非西方文化中‘物竞天择’的斗争式思想。　　